人文高端论坛特辑 | 陈明：佛经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汉文化圈

编者按

在人类文明史上，翻译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对于中国文明而言，特别是自近世“西学东渐”以来，巨量西方学术思想论著的译介传入，深度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之演进。近十数年，“中华文化走出去”复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，《文史哲》国际版（英文版）于2014年应运而生。值此国际版创刊十周年之际，编辑部举办主题为“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”的第十二次“《文史哲》杂志人文高端论坛”暨“《文史哲》国际版十周年回顾与展望”研讨会。本公众号将陆续推发嘉宾发言，呈现学界、刊界的精彩认知。

本期推出的陈明先生的这篇论坛发言，一方面涉及佛经翻译的宏观思考，另一方面考察了唐代求法高僧义净译经中的省略与省译现象。发言指出，佛经是中国首次大规模、长时段吸收域外文化的举措，佛经翻译对我们理解古代东方文化提供了数量庞大的、具有经典意义的文本，也为我们研究东方文化的内外特性提供了可持续的、开放性的、有创新意义的学术领域。发言同时指出，梵文本在描述具有同样性质的多种事物（或行为）时会采用简明的形式，唐代求法高僧义净译经中的省略与省译则包括“广说”、“略出”、偈颂处理、程式省译等情况。省略和省译具有多样性，研究者应注意梵汉对勘和前代译经比较，由此深入揭示义净译本在佛经翻译史上的独特价值。

发言专家 | 陈明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

原  题 | 唐代求法高僧义净译经中的省略与省译现象考察——兼谈佛经翻译的宏观思考

一、关于佛经翻译的宏观思考

佛经翻译是一个长时段的事情，是中国首次大规模、长时段吸收域外文化的举措。佛经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汉文化圈，也不应局限在中古时期，而应该在东方文化的宏观视域下观察。具体来说，佛经翻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：

第一，就时空而言。佛经翻译是一个是跨越很长时段、历经2000多年，并由来自于波斯、五天竺、中亚、东南亚、东亚，还有中国多个民族等僧、俗两道的学者们，付出巨大投入的“文化创意活动”。佛经翻译有时是翻译原经的全文，有的是翻译佛经片断。它涉及到20多种东方语言，不仅有印度、中亚的系列语言，还有中国少数民族的“非汉语”（古代或称“胡语”），以及近现代的东南亚语言，甚至涉及东亚的朝韩语、日语等。此外，古代西亚实际也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翻译过佛经。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主要是东方内部的流通，并未涉及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。但中古之后，尤其是大航海时代以来，东方佛经的西译也逐渐兴起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部分。

第二，就源流而言。在12世纪之后，佛教逐渐在印度本土消亡，但它在中国、东南亚和东亚扎下根来，并且在20世纪上半叶，返传回印度，促使印度佛教的复兴。在此过程中，翻译是功不可没的。大而言之，在印度之外，佛教四处开枝散叶，主要通过丝绸之路——在陆上或者海上的。大而言之，在西北方向，以鸠摩罗什、玄奘等为代表的大师们，历代翻译佛经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在东南方向，则有法显、义净等求法高僧，历经海上丝绸之路的风涛，将佛教原典带回中国进行翻译。此外，巴利语书写的南传佛教三藏，也在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开花结果，并进入到我国云南的傣族地区。小而言之，即便是佛经翻译中的一个小故事，其传播的过程有时也像网络一样进行节点的串联。我也写过一篇关于“二鼠侵藤”故事的文章，提供了一个实例的分析。梳理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脉络，我们就能体会到佛经翻译所展现的魅力。

第三，从知识谱系来说。佛经译本中所蕴含的不只是印度的佛教知识，还包含南亚、中亚古代文化的“百科全书”般的知识，涉及到哲学、宗教、科技、医学、艺术、图像、文学（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、诗歌、文论）等等，还有民俗和术数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多个方面。佛经是印度文化的主要载体，由于古代印度人对于文献的保存以及历史学的意识不足，因而对于印度来说，多语种的佛经译本对印度本土文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。佛经翻译当中的百科知识散传各地，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见证古代东方学成就的主要史源。

第四，从文化的流通、融合和生成来说。佛经翻译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化转换过程。仅就翻译学的角度而言，比如“格义”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翻译环节。此外，比较东方不同地区对于同一部佛经的翻译，可以看出翻译过程中的不同文化的特点。同时，佛经翻译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印度的佛教信仰和一些修行或生活方式，而且也为具有中国独特文化特色的禅宗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条件。

第五，从方法而言。佛经翻译有音译、直译、意译、仿译、音义兼训等多种不同的手法，而且对于翻译理论，历代高僧大德们都有所总结。在翻译过程中，还出现了多种形态的文本。佛经翻译涉及到对“文”和“质”的讨论，这可以从翻译学史的角度上进行探讨，有不少学者已经对佛经翻译的方法、理念、价值和意义加以研究和总结。有关佛教译场运作和组织，也有很多学者研究，它涉及到政教关系、佛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、佛教和社会的冲突与调和等问题。我们应该注意到，佛经翻译始终是东方典籍翻译的组成部分，更应该在东方文化的大框架下讨论。诸如日本江户时期的兰学著作翻译，无论是其方法还是某些术语，都跟佛经汉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此外，日本学者对于西方兰学知识的吸收，并没有完全摆脱佛经翻译所建构的知识背景。因此，兰学著作翻译和佛经翻译之间的复杂关系，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。

佛经翻译对我们理解古代东方文化提供了数量庞大的、具有经典意义的文本，也为我们研究东方文化的内外特性提供了可持续性的、开放性的、有创新意义的学术领域。以经典文本的精读为基础，进行多语种的佛经文献和多层次译本的对勘和比较，以及开展多学科和跨文化的探讨，我们才能够深入发掘佛经翻译对东方文化的价值和意义，梳理出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。

中国文化走向世界，与佛经翻译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唐代玄奘译《道德经》为梵文，就是中华典籍外译的一次举措。民国时期，太虚法师组建世界佛学苑，其目的之一是让佛教在世界复兴，所以他派法舫法师等人到缅印等地留学和传法，以培养国际化的佛教人才。法舫法师学成之后，尝试翻译一些佛经，可惜后来中断了。另外，谭云山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主持的工作，也包括佛经的英译，不过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，他们也没有取得太多的成效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汉文、藏文佛经以及中国历代学者撰写的相关著作，如《大唐西域记》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等，陆续被译为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日语等语种的文本，甚至有的被还译为梵语，可见翻译活动一直在国际佛学界存在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全面回顾和总结这些汉藏文佛经的外译事业，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佛经翻译的不同侧面，并同时为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提供一些借鉴。

另外，佛经翻译在传统上指的是文字或文本的语言转换，但在当代学者来看，“翻译”已经超越了文字文本，具有更广阔的意义，如图像的翻译。有人将翻译理解为一种“转化”。其“转化”的内容可能跟佛经没有关系，比如说，欧洲保留的有些中世纪监狱“转化”成了现代的博物馆，北京的旧工厂也变成了艺术文化的生产地。这些变化也被人视作是一种“翻译”行为。所以“翻译”的意涵在进一步的扩展，而如何操作和理解这类新式“翻译”，则有望各位同道的共同努力。

二、唐代求法高僧义净译经中的省略与省译现象考察

我们在阅读和研究佛经时，常习惯说印度人喜欢烦琐，中国文化喜欢简略、简明。这种习惯说法有时候也不一定就全对。因为梵文本在描述具有同样性质的多种事物（或行为）时，也会采用简明的形式。如在《利论》梵文本中，有一段非常简洁的描述，但汉译时却会补充出原文中被省略的部分内容。《利论》梵文本中的这段简洁描写，其实跟印度古典诗学中的叫作“明灯”的修辞手法有关系。所谓“明灯”，相当于说用同一盏“灯”，可以“照亮”很多句子，以此来避免几个句子中那些相同部分的重复。因此，我们应该认识到佛经原典中本就有省略现象，它并非是译者（如义净）翻译时省略的。义净译经中的省略与省译现象，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。

一是“广说”的表达方式。“广说”是梵文本当中，在讲故事时常用的一种略述叙事方式，亦即称为“vistareṇa yathā……nipāte”的结构方式。这种表达结构在梵文本中就有不少，特别是在讲故事的文本当中。如在中亚木鹿城出土的一个五世纪时期的梵文譬喻故事集中，就有这样的表达方式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“广说”的方式呢？因为这类文本并不是写给读者看的，而是在讲故事的时候，讲述者以之作为提示用的，所以其中有很多省略的形式。

二是义净和其他译者都讨论过的“略出”。像真谛所译的《解节经》，仅仅翻译了原来十八品中的一品，这就是“略出”。而鸠摩罗什在翻译《大智度论》的时候，只有第一品经其完整翻译，而之后则是“取其要足，二品已下，法师略之”。这种“取其要足”式的“略出”就属于省译，而“止取一品”则是属于文本编辑的范畴，相当于整个佛经是“缩水”的。“略出”就是我们讨论佛经翻译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。为什么会出现大幅度的翻译省略？常见的原因是“汉人好略，译者省之”。义净的译经中就有很多大段的省译现象，并言明“梵本具有，恐烦故略”，“事无差别，故不烦译”，“恐烦故略”；如其翻译常见的“三十二相”内容时，便称“故不烦译，更有广文，如余处说”。对于这些类型的“略”，我们需要对读别的经文才能够进行了解。此外，义净的译经中也存在直接阙文，干脆不译的情况，如文中称“此下有颂”，实际的译本却没有任何的诗颂内容。

三是对于偈颂的处理。季羡林先生早在1950年就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。通过更为详细的对比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有些地方的翻译存在缺失。如《破僧事》中有很多偈颂，义净并没有翻译出来。

四是程式的省译。这种省译具有多种形式，兹举两例。一是归纳式，像“四部吠陀”，有的梵文本列出全部四部吠陀的名称；有的就不列，直接说“四部吠陀”。另外，原文中的众多神名可以直接称为“山林树神”，而抚养孩子的的八位女性，就归纳为“八乳母”，将她们全部包含在内。二是“如上广说”、“广如前说”等，这是将前文出现过的内容进行简化省略。

此外，还有将对话中的排比句进行省略的各类现象。可以说，省略和省译具有多样性，需要详细的对比。那么，对于这些多样性，我们应该如何加以研究呢？我认为，需要注重两种方式：一个是梵汉对勘，二是与前代译经（尤其是异译经或平行文本）中的相关词语和语法现象（尤其是定型文句）进行比较。通过这两个比较，我们才能够深入揭示义净译本在佛经翻译史上的独特价值。

录音整理 | 司家民（经讲者审阅）

编辑 | 高畅

审核 | 邹晓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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